青铁线上的汉藏人民友谊团结的故事
昔日，唐朝文成公主带着汉族人民的友好情谊进入吐蕃同松赞干布联姻，致力于唐蕃和好，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远迎，谱写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团结的历史篇章。随着青藏铁路的修建，在青藏铁路沿线同样上演着一幕幕动人的故事。不久前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委领导将一面鲜红的锦旗献给中铁十八局集团青藏指挥部，锦旗上写着“汉藏一家亲，草原传美名”，并给指挥部每人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以表达藏族同胞对该指挥部造福当地群众、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感激之情。
藏北高原藏羌之乡是美丽的，可是世世代代居住深山的藏族牧民却是贫困的。而且由于观念滞后，尤其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使得附近藏族学校生源严重不足。建校初期，部分家长为了眼前的利益让孩子放牧，不许上学。特困孩子们不能重返课堂深深地撞击着职工们的心扉。“让孩子们重返课堂！”十八局集团青藏铁路建设者2001年上场后第一个挑起了这个重担。十八局集团青藏铁路指挥部多次派出了宣传调研小组，利用节假日深入村寨，采取一组帮一户、定点挂钩等方法，给群众宣传《教育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安多中学建在县城南边的一个半山坡上，校舍沿山坡成阶梯状而建，受地形影响，没有供学生活动的操场，从建校那天起，学生就没有上过体育课。该项目部的领导知道后利用施工间隙时间，派出推土机、平地机、压路机为学校平整了一个大操场。并派出工人对校舍进行了修缮，用废弃砖块修砌了乒乓球台，用铁管安装了单杠和双杠。另外指挥长韩利民、党工委书记李继业带头捐款箱，职工们也纷纷接囊，100元、50元、10元、5元……为学校购买了篮球、乒乓球拍等体育用品，并多次购买了面粉、苹果、收音机等物品捐赠给牧民，帮助他们解决一点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职工们的爱心在不断流淌、升华！他们的爱心令学校的师生十分感动。
孩子终于上学了，但这些劳动力较少、经济收入微薄的家庭，又成了职工们们的“心病”。“只有让群众脱贫致富后，教育才能得到真正发展！”十八局集团青藏指挥部考虑到当地群众利益，调整了本单位生产砂、石料的计划，将自己取样到北京和兰州检验合格的一个片石场与那曲地区“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采，另外一个砂、石料场也由安多县政府出面把群众搞的分散的作坊式生产组织起来，实现了砂石料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既满足了质量要求，也满足了当地群众为铁路建设做贡献的愿望。十八局还主动帮助他们能经常接收外界的信息，学点文化知识，尽快脱贫。指挥部领导还在驻地吸收了几百名藏族协议工，带领他们学一些建筑施工基本技能，帮助他们走上致富的道路。
对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藏族同胞，筑路大军更是倍加关心。他们让所有藏族劳务工都住进了高档次的高原帐篷，为他们配置消毒碗柜、煤气炉具，甚至锅碗瓢盆都为他们准备齐全，所有卧具都与正式职工一样，依照“高标准”统一配备。在这里，藏族劳务协作工与正式职工同劳保、同医疗。他们来到工地后，十八局还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生活上尊重和满足他们的传统风俗、生活习惯，为他们开设了专门的食堂，使他们吃上糌粑，喝上酥油茶。经过了解，藏族群众忌食驴肉、马肉和狗肉。他们立即做出全体人员忌食的决定，赢得了藏族群众的欢迎。一位来自格尔木的民工这样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在其它工地做过工，从没有盖过这么好的被子，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没吃过这样可口的饭菜。”同时，该项目部对他们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施工技术、安全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学技术、学文化。并在工作上合理安排，使这批藏族民工很快从传统的藏族牧民转变成训练有素的劳务工。这些藏族同胞深感筑路工人的友情和温暖，他们都说“铁路工人亚咕嘟，亚咕嘟”！
在格里贡山石渣场附近，住着一户藏族人家，主人名叫嘎拉嘎。这一家7口人住在离县城50多公里的山坳里，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那里的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大风一起沙尘遮天蔽日，小孩不能上学，妇女不能做饭。中铁十八集团青藏铁路指挥部六项目部副指挥长孙雪梅曾问过嘎拉嘎10岁的小儿子，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说：“能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吃的饭里没有沙子。”孙雪梅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十八局在这里开办石渣场后，把电专门送到嘎拉嘎家，全家人就像盲人见到了太阳，高兴得一夜没有睡觉。一次嘎拉嘎的小儿子病了，母亲只知道抱着孩子流眼泪。孙雪梅也是孩子的母亲，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她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在生病，赶紧派医生去诊治，给孩子连着输了几次液，孩子的病好了，他们一家人感激得不得了。后来，每到藏族的节日，嘎拉嘎都会给孙雪梅送来洁白的哈达和牛肉干、酥油茶，并道上一句“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的意思)。由于中铁十八局集团所处的九标、十八标处于平均海拔4800米无人区，沿线河流纵横、沼泽密布，陷人陷车成为家常便饭，有时车一陷就是几个小时。草原上放牧的藏民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主动来帮助推车，实在不能脱险的，藏族同胞也会毫不吝惜地把他们身上仅有的食品捐献给十八局的职工。
藏汉“一家亲”的故事还在继续。四年来，中铁十八集团青藏铁路指挥部先后获得“国资委、铁道部、团中央联合授予的国家重点工程青年贡献奖”、“西藏自治区先进集体”、“天津市城建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那曲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支援地方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千百年来，唐蕃古道作为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大道，象是一条情谊缠绵的纽带，联结着藏汉人民友好团结的感情。如今，青藏铁路沿线随着青藏铁路顺利推进迅速兴盛着，我们相信青藏铁路很快成为一条新的站驿相连、商贾云集的交通大道的，并成为促进藏汉团结新的纽带，传颂出更多藏汉人民友好往来的动人佳话……
团结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看到了蚂蚁的壮举：
突如其来的水包围了一小块陆地，那一小块陆地有许多的蚂蚁，是蚂蚁的家园。蚂蚁们对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们不会水。天要是要下大雨了，它们总是能够预先知道，于是就能看到它们浩浩荡荡搬家的场面。但是这一次它们无法预先知道，因为这一次是人祸，那个人挖开了沟渠，要浇灌他的菜园子。天灾可以预知，但是对于人祸蚂蚁们就无法预知了。蚂蚁们爬出了洞穴，一阵慌乱，蚂蚁们秩序了，它们聚拢，聚拢，聚拢成了一个大大的蚂蚁团，这时，水漫了上去，蚂蚁团就漂在了水面，而且在微风的吹动下，蚂蚁团滚动，在水面上向前滚动。没有一只蚂蚁松手，那蚂蚁团好像向前漂得很轻灵。终于，他们抵达了陆地，它们分散开来，它们一定又一次开始重建家园。
那人看得呆了。他在想，假如有蚂蚁不想在最外边想在里边安全着，还会有那紧密的蚂蚁团吗？假如有更多的蚂蚁这样想，还会有蚂蚁团吗？他的脑海闪现了一个词：团结。这是他因为目睹蚂蚁的壮举而创造的一个词！他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词啊！
他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的子孙，临了总要说一句：“团结啊！”
他的子孙把蚂蚁的壮举讲给他们的子孙，临了总要说：“这就是团结啊！”
后来蚂蚁的故事传丢了，一代叮嘱一代：“团结啊！”
动物的互惠互助
你知道吗?动物之间不光有生存竞争，还有互惠互助呢。
蜜獾（huān）和导蜜鸟是一对好伙伴，它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捣毁蜂巢。野蜂常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蜜獾不容易找到它。目光敏锐的导蜜鸟发现了树上的蜂巢后，使去寻找蜜獾。为了引起蜜獾的注意，导蜜鸟往往扇动着翅膀，做出特殊的动作，并发出“嗒嗒”的声音，蜜獾得到信号，便匆匆赶来，爬上树去，咬碎蜂巢，赶走野蜂，吃掉蜂蜜。导蜜鸟站在一旁，等蜜獾美餐一顿后，再去独自享用蜂房里的蜂蜡。
海葵虾和红海葵也合作得很好。海葵虾的两只大螯（áo）各自夹着一只红海葵，整天东游西荡。一旦遇到危险，海葵虾立即提起红海葵，红海葵便用有毒的触手对付来犯者。这样，海葵虾可以到处觅食，不必为安全担忧；而红海葵只要收集海葵虾吃剩的食物就足可以饱腹了。
鳄鱼和千鸟的互惠互利更为有趣。千鸟不但在凶猛的鳄鱼身上寻找小虫吃，还进入鳄鱼的口腔中，啄食残留的鱼、蚌、蛙的肉屑和寄生在里面的水蛀，帮助鳄鱼清洁口腔。有时鳄鱼把大口一闭，千鸟就被关在里边。然而你不必为千鸟担心，只要千鸟轻轻用喙击打鳄鱼的上下颚，鳄鱼就会张开大嘴，让千鸟飞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及出版，就是他们伟大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
于是，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从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这样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感激之至!”
《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事，也是两位巨人友谊的结晶。
这种理解的友谊是那样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逝世之后。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
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问世。
协作精神的杰出范例
1945年，瑞典皇家医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授予弗（fú）洛里、弗莱(lái)明和钱恩三人。授奖词中把青霉素的发现称为“现代医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贡献”，并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不同科学方法为了共同目标而协作的杰出范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经常遭受到病菌的侵害。很多人由于受病菌感染，往往不治而终。然而，当时的医生对这些病菌了解甚少，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做垂死挣扎。
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希望*自己的科学研究来改变这个状况。十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求消灭病菌的方法，研制杀死这些人类死敌的药物。1928年夏季，弗莱明发现一种绿色霉菌的分泌物能有效地杀死凶恶的葡萄球菌。他把这种绿色霉菌称为青霉菌，把青霉菌的分泌物命名为青霉素。
在一次聚会上，弗莱明向英国一位大人物说起了自己的发现。那位大人物好心建议道：“弗莱明，你发财的机会来了啊。想想看，这种青霉素在今后医药上的用途有多大?你赶快去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权，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为生计发愁了。”
当时，弗莱明家累很重，还时常需要亲戚们的接济，所以这位大人物的建议也让弗莱明心动。但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在给这位大人物的信中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人的荣华富贵，有意无意地去危害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莱明知道，要把滤液中含量极少的青霉素提炼出来，并制成一种临床使用的药物，光凭他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需要许许多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英国皇家《实验病理季刊》上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并呼吁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
英国病理学家霍（huò）华德•沃尔特•弗洛里也一直在对天然的抗菌物质进行研究。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弗莱明的发现公布以后，弗洛里决定和才华出众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一起，共同进行青霉素的系统研究。
从1939年开始，在弗洛里的主持下，一批热心的科学家自愿组成了实验攻关小组。细菌学家加德纳和山德士负责青霉素培养，钱恩负责从滤液中提取青霉素。山德士还研究出一种能测定青霉素含量的简便方法。培养液中青霉素的含量是极少的，要处理好几吨的滤液，才能得到一点点青霉素。科学家每天要洗刷几百个大玻璃瓶，培制十多吨培养液，还要接种、分离、干燥……工作十分艰苦。但科学家们都不以为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研制出青霉素制剂，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1940年，弗洛里等终于得到了最初的青霉素制品，它的杀菌能力空前强大。这时，正好附近有家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感染的病人，他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神志不清。虽然医生尽最大力量进行抢救，用了大量药物，仍未能见效。弗洛里把青霉素溶液缓缓地注入病人的静脉，病人很快清醒过来，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之后，他们又用青霉素制品治疗一批被葡萄球菌感染的病人，结果病人都迅速恢复了健康。
然而，从青霉菌中提炼出来的青霉素实在太少了，远远满足不了医学上的需要。为了寻找高产菌种，解决青霉素含量过少的问题，弗洛里等人四处奔波，从各地的土壤、垃圾堆和发霉的食品中分离出几百种霉菌标本，逐一加以研究、比较。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在垃圾箱的西瓜皮上找到了高产的优良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成倍增长。同时，他们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提炼方法，不断提高青霉素制品的纯度，使它能成为临床用药。
青霉素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使许多恶性疾病再也不能猖（chāng）獗（jué），无数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得到挽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人们一致把青霉素和原子弹、雷达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发现。
团结的力量
古时候有一个农夫，他总共有8个儿子。这些男孩子自小就总是打打闹闹，争争吵吵，让他们的父亲费了不少心。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夫越来越老了，儿子们越长越大，可这吵吵闹闹的脾气一点也没见改好，老父亲为此日夜担忧。
于是有一天，农夫去请教村里最有学问的长老，希望他能帮助想出一个好办法，让这些不懂事的儿子明白他们这样做是多么的愚蠢。
长老让农夫把他的儿子都叫到一起，然后取出8根筷子，一根一根地分别递到他们手里，说：“你们使劲地把筷子折断吧。”
“折断这么细的筷子还需要使劲吗?哈哈，真是可笑!”男孩们嘲笑地说。果然他们轻轻一用力就把手里的筷子折断了。
这时，长老又取出8根筷子，用绳子把它们紧紧地扎在一起，说：“那么现在呢，你们谁能折断这一捆筷子?”
最大的儿子抢先拿过筷子，两手使劲用力，脸都涨红了，这捆筷子还是好好的，连弯都没有弯一下。其他的男孩也很不服气地都试了试，可是没有人能把筷子折断。
农夫感激地看着长老，对儿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能体会到这里面的意义吗?你们成天争吵不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就像是一根细细的筷子，很容易就会被折断。而细细的筷子团结在一起都有了这么大的力量，何况是你们这8个强壮的人呢?”
这番话让男孩们终于明白了团结的力量，也认识到自己以往的行为给父亲带来了多大的烦恼。他们轻声地互相道歉着，亲亲密密地搀扶着老父亲回家去了。
共撑一片天
有一天，天上发生了混战。东方佛主、西方上帝和真神安拉在会上讨论各自重要性的时候起了争执，久争不下，于是就打了起来。佛主用浑厚的声音嚷道：“我位居东方，信徒最多，我的重要性最大。”上帝不以为然，首先反对，说：“信徒多并不代表什么，我的信徒范围最广，遍布世界各地，我的作用比你大。”安拉也很不满，扬声道：“崇拜应该论心。我的崇拜者最虔诚。我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路神仙各持一方，争得天昏地暗、地动潮涌、电闪雷轰。人不堪忍受，就派了个白胡子智慧老者上天调停。老者说：“你们在人们心目中都是很伟大的。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共同撑起一片天，世界的和平安定是你们共同的功劳，少一个都不行啊！”三神被捧得昏昏然，虽然有点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再发作，于是憋着气，拍拍屁股，走了。
没料到，不久之后，地面也掀起了一场大波。做官的、做买卖的、工人、农民……好多种不同职业的人也都走到一块，争论各自的重要性。
胖胖的商人摸着圆滚的肚皮，首先发言了：“要说当今世界啊，发展首推经济，经济发展了社会才发展嘛。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促使流畅的啊。若论重要性嘛，我们商人……”
脾气急躁的工人受不了商人那冗长的论调，不等他说完，就涨着黝黑的脸冲着商人嚷道：“你们商人买的是啥，卖的又是啥？如果我们不把它生产出来，你们流通啥呢？”
企业家一听，翘着小胡子，也来劲； ：“工人作用大啊！而我们负责组织，管理他们，作用更大！”
科学家挺着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知识推动发展，发展首推科技。我们就是社会发展的领航人。”
企业家一时语塞，突然看见旁边也欲发言的教师，笑了，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推了推教师，高声说道：“知识重要啊！可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者，我想也就没有了科学家啊。”
教师被推了一把，顺势站了起来，腼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说道：“我觉得教师事业是最重要的。知识需要一代代的传递积累，没有教师是不行的。”
同样也架着眼镜的文学家受过老师的栽培，虽然不大赞同，却不敢过于放肆，只是嘀咕着：“难道知识的传播没有我们的功劳吗？”
这时候，做官的站了起来，威严地环顾了四周，用洪亮的声音、铿锵的语调把各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各行各业都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才能快速地发展。维护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是我们的义务，与外国政府友好发展、共处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任务最艰巨，作用最大。”
敦厚的农民听到那么多人在夸各自的职业，本着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也有微词了：“‘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要吃我们种出来的粮食才活得下去啊。”
首先被责难的商人憋了一独自气，现在终于也有插话的机会了：“如不是我们，粮食推不到市场，谁有得吃？米菜烂掉，农民也得穷死。”
……
吵来吵去，一切都只是绕着原点画着圈。大家伸脖赤脸地吵嚷了几天，都没有定论。声音冲破云霄，传到佛主、上帝和安拉的耳中，他们往地面一看，明白了缘由，三张老脸也变得通红。派神下人间调和，人间很快就相安无事了。
神只说了一句，这句话就是：“只有你们共同努力，才能撑起一片美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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